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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德化青花瓷的产生与发展 [复制链接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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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化为“福建瓷都”,素以白瓷著称,明代晚期始烧青花瓷器,打破了传统的单一色调,丰富了瓷器的品种与装饰艺术,给德化制瓷业增添了新的光彩。 一、 德化青花瓷的产生,有正德、明代、嘉靖三说,以下分别讨论。 1、正德说。1983年德化县出土了一块瓷烧制的明正德己卯年郭真荫墓志。有人以为此铭文是钴料填写,实误。此墓志为米黄色釉面,釉下采取阴刻铭文,填以少量酱彩,烧成后文字呈淡铁锈色,以致产生用钴料书写的错觉。据传同墓出土有一件青花瓷瓶,青花色泽灰蓝泛黑,外壁施折枝菊花。有人认为是福建纪年墓中出土最早的青花瓷器。但是该墓未经科学发掘,遗物系村民送交,来源有疑问。从形制看,该瓶属于明末清初的产品。这种绘两朵对称折枝花卉的小瓶,同福建尤溪博物馆收藏的两件康熙青花折枝花卉纹瓶、邵武博物馆的一件崇祯青花小瓶的纹饰相似。由此看来,从目前的考古资料分析,德化青花始烧于正德尚难成立。 2、明代说。根据是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乳白釉双耳铺首衔环瓶。该瓶上有釉下钴料款识“岜明朝天启肆年岁次甲子秋吉日赛谢”。铺首、眼、鼻部位分别用青料渲染,青花色泽,青中闪灰,釉呈灰白色。专家们根据其工艺、釉色、青花发色来判定,认为该瓶不属景德镇产品,将它划归于德化窑的产品,由此产生了德化明代始烧青花瓷之说。其实,近十年来随着福建省文物普查的不断广泛和深入,在闽南的平和、华安、漳浦、安溪已大量发现了青花瓷窑址,而且明代产品占相当数量。所以,把一些不属于景德镇的青花粗瓷一概视之为德化窑的产品,是不太科学的,至于德化明代始烧青花瓷已毋庸置疑,但严格来说,明代年代跨度太大,失之笼统,不够确切。 3、嘉靖说。笔者比较赞成这种观点。德化县发现一件带座架屏式乳白釉青花瓷墓志,纪年为嘉靖己未年(即嘉靖二十年),青花色泽由于出土多年,有些退色,呈灰蓝色,但蓝中仍微闪紫。这件屏式墓志,是目前为止德化县发现最早的一件青花瓷器,为证实德化嘉靖始烧青花瓷提供了实物根据。再者,从邻县安溪史料及出土的青花瓷也可作为佐证材料。明嘉靖《安溪县志》载:“瓷器色白而带浊,昔时只作粗青瓷,近而制花,又更清,次于饶瓷。”制花即指青花。1987年安溪县博物馆清理了一座明嘉靖五年墓,墓中出土了三个青花碗,外壁饰花叶,青花色泽灰淡。这类器物在安溪尾溪深坷仔窑、魁斗北窑、平和五寨窑,华安东溪头等青花窑均有类似发现。平和、华安青花窑址出土的加官进爵图、松下诵读图碗都具嘉靖时期的典型风格。笔者认为这不是偶然巧合,而是共同历史背景下的产物。     ①从17世纪开始,随着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建立,荷兰人成为贩卖中国货于东南亚、欧洲的获利巨大的运输者,青花瓷是大宗商品。     在国外青花产品市场日益扩大的情况下,景德镇窑产品远不能满足国外市场的需求。福建沿海地区窑场占得地利,蓬勃兴起。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增设了海澄县,当时福建巡抚涂泽民,一再请开海禁,准贩东西出洋。隆庆元年,明政府开放“洋市”,准许福建商人经营东西洋海外贸易。明万历年间福建尤溪人张燮所撰的《东西洋考》载:“独澄(即海澄县,月港所在地)之商舶,民间醵金发艤艎,与诸夷相贸易,以我之绮纨、瓷、饵、易彼之玳、香椒,射利甚捷,是以人争趋之。”当时,每年进出月港的大商船多达二百余艘,月港与印度支那半岛和南洋岛各国,以用朝鲜、琉球、日本等47个国家和地区有着直接的贸易往来。因此,月港对外贸易的繁荣是福建德化、安溪、平和、华安、漳浦等地区在嘉靖时青花瓷业迅速兴起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②明代晚期,景德镇虽然瓷器生产剧增,但是,国力衰退,财政困难,御窑厂一般仅烧部限瓷器,而钦限瓷则多采用官搭民烧的方法,使民窑受到官方的控制,收入甚微。受嘱而择之,不能成器者,责以必办,不能办,则官窑悬高价市之,民窑之所以困也。而且地方官吏对百姓百般勒索,繁重的税收,各种摊派加重了人民的负担。加之景德镇明代晚期,兵火时有发生,瘟疫横起,灾荒连绵,民不聊生,迫使一些窑工流散迁徙。 与此同时,闽粤地区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,商品经济尤其是对外贸易日渐昌盛,掀起了引进技术、引进人才,创业开坊、加工出口的热潮。其中江西人来闽最多,从中相当一部分是制瓷工匠。明嘉靖《安溪县志》载安溪瓷业“皆为外县人氏作业。”《德化县志》亦载:“百工艺事,多籍外人。”这是德化嘉靖始烧青花瓷的原因之二。 以上两点是嘉靖德化青花产生的内外因素。在此,颇值得一提的是,德化青花瓷在嘉靖产生之后,为何目前止在青花窑址中却不曾发现一件明代青花瓷呢?笔者认为有二种可能: 其一,正德以后,我国东南沿海的产品贸易主 来源:《德化陶瓷研究论文集》 傅宋良 孙艺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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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从月港出口。此时瓷器是我国外销的主要产品之一,而又以青花瓷为主流。那么作为德化,它所处晋江流域,由于泉州港的停废,其青花产品必须长途运往月港,才能挤身,未免有些得不偿失。且当时的海外客户一般只需较粗的青花瓷,这从东南亚、非洲等地大量出土的沙足青花器可以得到论证。这种贸易关系,恰恰给月港附近的平和、华安、漳浦等地提供了良机,他们以低廉的成本将成批的青花粗瓷。就近扬帆出港。获取利润,这正是明代晚期德化青花没有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。 其二,按商品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看,当一种产品属畅销货,供不应求时,它的价格就高,获利便大。明代德化不但能生产一种青白瓷、纯白瓷,还能大量生产一种乳白或象牙白瓷,在中外享有盛名,誉名“中国白”,在国内外有广阔的销售市场,德化白瓷在日本、菲律宾、印度尼西亚、马来西亚、新加坡等东南亚及非洲的一些国家均有发现。这说明德化白瓷在当时仍属热门货。所以德化投必要进行产品更新。只要依靠自身原有的技术力量、得天独厚的高岭瓷土,便能在较低的成本中获取高利。换言之,它生产白瓷的利润要高于青花瓷的利润,这必然会阻碍青花瓷的发展,这便是明代晚期德化青花没有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二。 所以,明代晚期德化还是以烧白瓷为主,兼烧一些青花瓷,主要是满足当地需求。 二、 清初,海外青花市场仍处上升之势,而闽南沿海的青花窑址因受寇乱后一厥不振。此时,德化白瓷市场趋于衰落。清郭柏苍《闽产录异》说:“德化窑皆白瓷器……近胎地厚而粗,釉水莹而薄,渐不足贵。”周亮工《闽小记》说:“德化窑不重于时者,不独嫌其胎重,粉色亦足贱也。”清初始人们对单色釉白瓷已感到陈俗,改变品种势在必行。于是,自清康熙开始,德化大量烧造青花瓷。经文物普查,全县共发现青花窑址130余处,占德化窑址的五分之四,成为制瓷业的主流。 1、顺治至康熙中期。是德化青花的发展时期,不论从造型还是纹饰,主要以景德镇青花为蓝本。器型主要有:撇口碗、侈口深腹碗、敛口深腹碗、弧腹大盘、折腹盘、茶盘、杯、碟、凤尾尊、花觚、三足炉、筒式炉,折沿鼓腹三足炉、盖缸、直口深腹罐、梅瓶、棒槌式瓶、水盂、砚台等。制作一般较为工整,造型浑圆古朴。 纹饰繁多,主题图案有远山近水、人物、动物、植物、佛教图案文字等。纹样不受官方意识的束缚,取材丰富多彩,富于变化,以自然飘逸、潇洒又清雅洗炼见长,笔墨自由豪放,独具民间艺术之韵味。     明末大写意艺术在德化青花瓷器上的广泛采用,说明清初德化部分工匠,可能是来自于江西,或有一部分可能是因平和、华安等地窑厂倒闭后,工匠们迁至山区德化的,他们将传统绘画艺术在德化传播。 这种写意艺术也正迎合了当时德化陶瓷作坊的要求。清代130余处青花窑厂,多数为一家一户或几户合资分散生产,以有限的资金和人力、物力进行生产。在这种特定条件下,必须充分考虑产品的产量和销路,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获得预期的经济效益,他们必须少花时间、多出成品,既不能精雕细琢,追求繁褥的加工,同时,也不能粗糙,逐渐寻找一条适合于小窑生产的路子,体现了不事雕琢的民间艺术特色,来迎合大多数消费者的审美趣味。 2、康熙中期至乾隆时期,是德化青花瓷生产的鼎盛期。窑工们在学习借鉴景德镇青花制瓷的基础上,融本地特色,并勇于创新,走适合于自己特色的发展道路,产品已形成了德化青花独特的风格。 首先,德化青花的胎釉中Fe2O3 ,K2O高,胎质细腻,晶莹洁白,称“糯米胎”。瓷土中由于含钾、钠化合物量较高,质较软,器物成型后胎体偏厚,挖足很浅,以防烧造时足墙受力变形,所以器物具有浑圆、厚重古朴之感。 其次,有些器物用青花钴料绘山石时,按山石的起伏皴染产生明暗、深浅的效果,它不像景德镇康熙时青花料分五色,色泽鲜丽,德化青花的发色往往灰淡,山石下部边缘色泽加重,富有立体感,加之青料晕散,仿佛像在宣纸上渲染作画,给器物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,这种绘画艺术,都出现在山水人物的图案中。 再次,器物的底部常见双字作坊款,如美玉、胜玉、瑞玉、山玉、同玉、和玉、吉玉、如玉等。还有福兴、珍兴、长兴、美兴、宝兴、和兴、顺兴、瑞兴,新珍、全珍、合珍等,  这些有的是作坊款,有的是窑业名,有的是窑主堂号,有的是商号款,多数寓意吉祥胜意,窑业兴盛。手工作坊商品气氛浓厚,有些款字迄今在闽南仍然可见它的痕迹。 其四,清代德化窑善于在青花瓷上题词,如康熙青花笔筒外壁题:“月中丹桂连根拔,不许旁人折半枝”,外壁饰折桂状元、独占鳌头图案。又如高士青花折枝纹碗,外壁配以“雪白山上高士卧,月明花下玉人来”诗句。还有一件乾隆二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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藤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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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青花高圈足秋叶形瓷砚底题:“癸未科,金兴记”,可能是科举者订烧。德化后所、后井等窑的一些碗、碟题有“志在书中”等诗句,图案为一书生席地而坐,寒窗苦读。这种以诗文、联句、谚语等和青花图案的有机结合,使之图文并茂,相映成趣,寄情于瓷,装饰艺术更显诗情画意,妙趣横生,增添了瓷器的欣赏和感染力。 德化青花瓷以它特有的艺术魅力,重返外销市场。乾隆间,郑兼才《窑工》一诗中载:“……骈肩集市门,堆积群峰起。一朝海舶来,顺流价倍蓰;不怕生计穷,但愿通潮水。”可见,德化青花瓷重振明代白瓷雄风,仍畅销于海内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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